[摘要] 表面上风风光光的造城运动，背后却潜藏着产业空心化等不少问题，走“旧型”城镇化的路子，这样的“城市泡沫”让人忧心。
2、谁是造城运动的推手？
国家审计署关于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18个省会和直辖市，有17个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来偿债，比例高达95%。与2010年审计署对地方债的全面审计对比，实时数据表明：2010年底，政府性债务大约有40%要靠土地来偿还，而现在，部分地区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地方政府债务偿还高度依赖土地。
在高负债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仍然热衷于造城，原因何在？在陶然看来，地方政府大规模地推动工业开发区和新城区建设，如此热衷造新城，是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经营土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大规模的放量低价供应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同时限量高价供应商住用地来获取土地经营的利润，而后者就带来房地产严重的泡沫化。”陶然说，地方政府之所以可以这样大规模造城，根源在于我们国家的财政制度和土地管理体制。从财政体制上来看，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商业住宅土地出让的所有出让金。从土地管理体制上来看，地方政府握有征地权，而城市郊区的农民和村集体没有非农用土地的开发权利。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袁崇法表示，很多地方官员认为，只要有了土地指标，允许兴建工业园区、开发房地产，就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加之城镇建设视觉业绩对官员成就感的满足，发展逻辑演变成了本末倒置的、简单化了的“城镇建设→经济发展”。而事实却是，各地缺乏人气的“空城”在增加，开发区荒置土地多处可见。
“现在很多地方都把促进经济增长押到了新城建设上，大部分新城规划都确定了庞大的投资规模，寄希望于未来通过新城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偿还。”李铁说。
日本、韩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但并没有像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样大规模造城。当这些经济体的产业发展需要用地时，用地者必须跟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民进行谈判，这样一方面工业用地的价格较高，可以促进工业用地者集约用地；另一方面，如果住房供应紧张，价格过高，就会有更多的开发商直接从农民那里购买土地，建造住房，供应给市场，也就避免了城市化过程中房价过高、农村迁移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的问题。
在李铁看来，新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政绩很容易显现出来。即便后来发现决策有误，新城成了烂摊子，已经升迁的官员也不用为这一失误承担责任，所以大多地方官员在新城建设上都充满热情。
为此，他提出两个改革的关键问题：“个问题是政府的整个决策行为能不能得到允许，重大的新城区建设中的大兴土木、大搞形象工程现象，能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通过什么方法来遏制？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土地行政改革对这些现象产生一个约束力？地方政府之所以大兴土木就是因为他们拿地太容易了，是不是能把更多的土地发展权益交给农民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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