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前，有国内媒体报道称“北京、上海、深圳离婚率居前三位”；但随后即有学者指出，这一结论缺乏数据支持，事实上，三个一线城市的离婚数据并非位居“一线”。
离婚率算法不靠谱？
“新离婚时代”来临城市夫妻经济独立无舆论压力
日前，有国内媒体报道称“北京、上海、深圳离婚率居前三位”；但随后即有学者指出，这一结论缺乏数据支持，事实上，三个一线城市的离婚数据并非位居“一线”。
然而，无论排名如何，谈及“离婚”，人们的切身感受都是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成为网民们抒情的常用句式，“白头到老”也越来越像一种难以企及的美好祝愿。“随着社会转型、社会环境变化对婚姻家庭发起的挑战，‘新离婚时代’来临。”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
谁在离婚？
据民政事业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较去年同期增长17.1%；其中，北京有8044对夫妻登记离婚。面对涨幅快要超过房价的离婚数字，人们不禁会问：究竟谁在离婚呢？
没有孩子的80后
“再找也容易”
刘建平(上海律师，从事婚姻家庭诉讼已经七年)：
我自己经手的案子最近几年确实是“80后”居多，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况：婚龄一到两年，没有孩子，共同财产也不多；而且他们来咨询的时候，一般都挺坚决。因为我们都会先有一个调解的环节，我个人感觉调解很难奏效。
现在我接触的离婚案子，当事人的年龄越来越小，婚龄也越来越短。来咨询的很多结婚一年都不到，谈恋爱也就是谈了一两年，觉得差不多就结婚了。据他们讲的离婚原因基本都是“合不来”，但我感觉可能他们对结婚之后的现实困难了解得不太充分。
另外一点，现在年轻人看得也比较开，趁年轻、没有孩子，现在分开了，再找也比较容易。
城市夫妻经济更独立
舆论没压力，离婚更容易
陈剑锋(北京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泰福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做婚姻家庭诉讼已十年)：
打离婚官司的当事人什么年龄都有，我还做过快七十岁了老两口要离婚的。最近几年，30岁左右的夫妻开始多了，通常结婚四五年，经济上也不相互依赖。很难说有哪一个具体的原因导致他们离婚，我觉得没有孩子可能是其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但不是说就因为这个离婚，而是这个问题会导致双方感情出现问题，各种琐事矛盾日积月累，最终导致离婚。
另外，还有一些是南北差异导致的性格不合，这可能是北京这种移民城市才有的一个特点。同样的原因，在大城市人们离婚的社会舆论压力也比较小，人们互相之间对私生活的干涉很少，可能你结婚都没什么人知道；但在乡村就不一样了，人们都互相认识，一旦离婚就满城风雨，舆论压力很大。
“白头到老”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推崇的主流观念，那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离婚呢？
对浪漫憧憬太多
对现实准备不足
吴菁(心理咨询师，主要从事婚姻家庭问题咨询)：
来找我做咨询的大部分都是愿意努力维持婚姻关系的，所以我不好说现在夫妻之间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只能说一些他们产生矛盾的原因。
看起来每一对夫妻都有自己的特殊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共性的。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大家对婚姻当中浪漫因素的憧憬太多，而对承担现实责任的准备不足。比如有一对找我咨询的夫妻，结婚刚刚半年。一开始说的时候，两个人都把对方的缺点说的特别“上纲上线”：虚伪啊、自私啊……但实际上就是两个大孩子，谁都不喜欢干家务活儿。这其实是两个人走进婚姻之前并没有做好共同生活的准备。
从我和同事们接触的案例来看，“出轨”引发的婚姻危机也比较多。一方“出轨”之后，虽然两人决定继续维持婚姻，但是另一方的“心结”很难完全打开，在以后的生活中，这个阴影时不时地就会出现；而“出轨”的一方因为自己有“前科”，会忍让配偶的一些无理言行，但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双方就激发出了新的矛盾，这种情况来咨询的也不少。
离婚率怎么算？
“离婚率”是一个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的名词，但其数据的大小却常常相去甚远。在采访中，有人甚至将“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的描述总结为“离婚率50%”。那么，离婚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最不科学的是
“特殊离婚率”
徐安琪(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在她的博客中，详细介绍了离婚率的计算方法)：
联合国和中国的国家统计通常以“粗离婚率”这个折中的指标来作地区比较。所谓粗离婚率，是某年的离婚数与该时期平均人口数的千分比。
最科学的测量指标是“一般离婚率”，也就是某地区每1000对夫妇的年离婚数，也称已婚人口离婚率。以该地区所有的已婚夫妇(或有偶女性)为基数，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该地区某一时期婚姻解体的实际概率。但由于已婚夫妇数或有偶女性数一般只有在人口普查的年份才有，所以，难以作为每年的常规统计指标。
而将“两对夫妻结婚就有一对夫妻离婚”的描述总结为“离婚率50%”的说法，则使用的是“特殊离婚率”的计算方法，也就是将每年的离婚数除以当年结婚数的百分比。尽管这个数据最易获得且计算方便，但最缺乏科学性。一则大多数离婚者不是当年的结婚者；二则中国的结婚数常受人口政策的变动及人口机械流动的影响，一些地区还受民间风俗如“寡年不婚”等婚育禁忌而上下波动，导致某些年份结婚数出现偏高或偏低的假象，继而使某些年份或地区的离婚率不能准确反映真实的离散趋势。
（来源：检察日报）
本报5月4日曾以《两次离婚，房产归属成疑》报道李琳(化名)与刘辉(化名)之间的房产纠纷。近日，当事人收到了法院的二审判决书。
李琳与刘辉两次结婚又两次离婚，次离婚时约定的房产归李琳所有;复婚后又买了第二套房，第二次离婚时约定新房子归李琳所有，老房子归刘辉所有。
财产分割后，李琳才知道老房子是属于她个人的婚前财产，不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由于无法达成新的财产分割协议，李琳向法院提起诉讼。
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变更物权的合同成立并生效后，应当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手续方能发生所有权变动的结果。由于次离婚后，李琳没有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房产证上原来写的就是李琳一个人的名字)，尽管约定了诉争房屋的归属，但就所有权而言，并未发生变化，仍应属于夫妻共同所有的状态。
李琳不服，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经过审理，北京市一中院于近日作出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的不同之处在于，确认了在第二段婚姻期间，老房子是李琳的个人婚前财产。但判决同时表示，“考虑到诉争房屋初始确系李琳与刘辉的共同财产，双方离婚又复婚后，就一方婚前财产约定归共同所有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亦不违背常理”，第二份离婚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有效”，而李琳就其所持理由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明，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来源：荆楚网）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消费侵权行为。不少市民通过执法部门和自己的智彗，维护了自己的利益。今起，本版开设“我买我诉”栏目，请您讲述发生在您身上的消费故事，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学会维权。
昨日，欲在光谷买房的安陆人张女士说。“说出来真不好意思，为了要回5万元购房预付款，差点听信售楼小姐建议，与老公假离婚。”“幸亏工商帮忙，才没有假戏真做。”
据记者了解张女士夫妇多年来，一直在光谷做生意。“眼看孩子要上小学了，就想在附近买一套房，落户本地，还能免交借读费。”张女士说，6月初，“麒麟社”楼盘开卖，她动了心。“我向售楼小姐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外地户口、无社保、无纳税证明，且在2008年时，我妹妹在武昌南湖买房，借用了我的身份证，导致我名下已有一套商品房，按照武汉的限购令，我能否有资格再买一套？”张女士说，售楼小姐当场表示，可以帮忙办理一年的社保等，就可有资格购房了。
张女士表示吃了这颗定心丸，我就有底了。6月12日，我交了1万元认筹款。6天后，参加选房时又交纳了5万元购房预付款，约定6月25日前签正式购房合同。
在6月24日，售楼小姐告诉我，因审查太严，我没有资格购房。她告诉我，如果我与老公“假离婚”，开单身证明，购房后再复婚，这样就可以合法买房了。“我一听，十分犹豫，想到我们夫妻感情很好，最终没有听这个建议。”张女士说，因为售楼小姐的误导，她才交认筹金和预讨款的，现在不能买房了，得退给她，但他们只同意退还1万元认筹金。
张女士只好找到庙山工商所来主持公道。在工商人员的调解下，楼盘销售经理认识到售楼小姐与她的沟通中，存在一定的误解，由于情况特殊，愿全额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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