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王文化与湖湘文化的渊源(图)

搜房新房网 网尽天下新房 全部主题楼盘>> 热点专题>>

定王文化无疑是在湖湘文化的母宫内受孕而成，它既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分支，也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奇妙的外延。这种类似于母子之间的亲缘关系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地探究一番。

其一，这两种文化皆生成于卑微，肇兴于仄陋。一些颇具胆色的溯源者已将湖湘文化的探条探到了炎帝神农氏身旁，在古代传说中，那位因为遍尝百草而被毒死的农业先祖、医药先祖长期生活在南蛮地带，荆湘大地到处留下了他的巨人足迹，但把他说成是湖湘文化的始祖却在学理上难以站住脚跟，毕竟传说是不可靠的。有一点则可以肯定，以长沙为中心的湘地，自西周以来，即被视为卑湿偏远的所在，湘地的先民居处于重山大泽之内，往还于猛兽毒虫之间，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由于偏离中原的主流文化，初始阶段，湖湘文化地位之低乃是可想而知的事情。定王文化的承载者刘发是汉景帝刘启之子，其母唐儿只是程姬的侍婢，身份根本不入流品，所以他的封地比其他兄弟的封地要差得太多。但生成于卑微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就会永久卑微，湖湘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生长与整合，迄至清代，终于发飙，足可与中原主流文化分庭抗礼。在景帝面前，定王故意缩手缩脚跳的那一支“短袖舞”确实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意义，在窄狭之地，一个国王难以盘旋，一种文化也同样难以盘旋，定王赍志以殁，但他的第六代孙刘秀恢复了整个大汉江山的版图，谁能否认他祖先那种隐而未发的想要做大做强的雄心已植入后代的遗传基因呢？

其二，这两种文化的核心主调都是经世致用。定王文化讲求“德，智，运”三位一体，诚信、和谐、公平、公正、善爱为“德”，更新观念、集合人才、提高科技含量为“智”，顺势、借势、造势为“运”。湖湘文化讲求“务实，求真，重行，通变，达用，尚武，重义”。若按定王文化的三分法重新归类，则重义是“德”，务实、求真是“智”，通变、达用是“运”。

其三，这两种文化乃是同质同构的文化。任何一种文化必定由该文化的创造群所通备的性格气质晶固而成，性格气质直接决定文化特征。湘人的性格气质外现为以下多个方面：务实而不务虚；霸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持之不疑，行之不悔，“一意干将去”（左宗棠语）；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敢当出头鸟；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关怀阎闾，乐育英材，结成牢固的人才链；特立独行，具有独立不羁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做一事必担待一事，做一事必成就一事；重气节，好功名，疾没世而名不称；“拚”字当先，“挺”字断后，敢扎硬寨，打死仗，在绝境中仍要起死回生，在最无退步时仍能杀出血路。湘人吃辣椒号称“天下第一”，其“辣”字诀的表现为：办大事犹如快刀斩乱麻，作风极为凌厉，决不拖泥带水。

其四，定王文化刷新了湖湘文化的界面，补充了湖湘文化中一直缺乏的商业精神。湘人历来重军政而轻经济，抑商思想较为严重。曾国藩统领湘军，由于担心粮饷不继，军心动摇，他曾在江南多个省份开办过厘金局。平乱之后，曾国藩办洋务，也创建过江南制造局，但都是为军事服务，并没有把商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加以考量。民国时期，黄兴曾计划在湖南兴办实业，但由于他四处奔波和英年早逝而留下了遗憾。湖湘文化在近、现代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见之于军政两方面，那是时代的要求和局限。如今，商业兴国乃是不少有志之士的共识，定王文化所提倡的“德，智，运”便包含了商业文化的精髓。定王文化中的“德”与“利”是一对朋友，而不是一对冤家。儒家传统观念认为义利难以调和，不是义利相轻，就是义利相害。定王文化则主张双赢和多赢。

定王文化由湖湘文化孕育而成，但它已经脱胎换骨，锐气十足，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商界应有自己的精英文化，这早已为事实所证明，欧洲大工业化前期，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被全民奉为宝典，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事实早已雄辩地证明，优秀的文化理念既可以带来利益上的滚雪球，也可以带来法制的健全和道德的完善。

特别推荐

• 更多>>